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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词之法,首贵沉郁

时间:2019-12-06    点击: 次    来源:光明文化    作者:佚名 - 小 + 大

  清代的词学就创作流派而言,大致分为三大支:阳羡词派、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;而就词学理论批评流派而言,主要分为两大支: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。

  阳羡词派发端于清朝前期的康乾年间,比浙西词派稍早一些,以陈维崧为首,艺术上以宋代词人苏轼、辛弃疾为宗,理论建树不多,词主“存经存史”,词风豪放,而又风格多样,刚柔相济。

  浙西词派也是发端于清朝前期的康乾年间,以朱彝尊为首,艺术上以南宋词人姜夔、张炎为宗,重格律、主醇雅、好清空,后渐趋于形式,空虚狭窄,轻浮浅滑。

  常州词派发端于清朝中晚期的嘉道年间,以张惠言、周济为首,艺术上以晚唐词人温庭筠、北宋词人周邦彦为宗(张惠言宗温庭筠,而周济宗周邦彦),重内容,有寄托,主张“意内言外”,词要有“论世”的作用。本文提到的陈廷焯为常州词派理论家。

  清代最著名的词话当属刘熙载的《艺概·词曲概》、陈廷焯的《白雨斋词话》、况周颐的《蕙风词话》以及王国维的《人间词话》。以上四种词话,篇幅都不是很大,但却都是言简意赅,语近旨远。

  近日读陈廷焯的《白雨斋词话》,感觉见解颇为精当,多真知灼见,很有同感。他主张诗词贵沉郁,或古朴,或冲淡,或巨丽,或雄苍。

  如“学古人词,贵得其本原,舍本求末,终无是处。其年学稼轩,非稼轩也;竹垞学玉田,非玉田也;樊榭取径于楚骚,非楚骚也;均不容不辨。”

  “作词之法,首贵沉郁,沉则不浮,郁则不薄。顾沉郁未易强求,不根柢于风骚,乌能沉郁?十三国变风,二十五篇楚词,忠厚之至,亦沉郁之至,词之源也。不究心于此,率尔操觚,乌有是处?”

  “诗词一理,然亦有不尽同者。诗之高境,亦在沉郁,然或以古朴胜,或以冲淡胜,或以巨丽胜,或以雄苍胜:纳沉郁于四者之中,固是化境;即不尽沉郁,如五七言大篇,畅所欲言者,亦别有可观。若词则舍沉郁之外,更无以为词。盖篇幅狭小,倘一直说去,不留余地,虽极工巧之至,识者终笑其浅矣。”

  “所谓沉郁者,意在笔先,神余言外。写怨夫思妇之怀,寓孽子孤臣之感。凡交情之冷淡,身世之飘零,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。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,欲露不露,反复缠绵,终不许一语道破。非独体格之高,亦见性情之厚。飞卿词,如‘懒起画蛾眉,弄妆梳洗迟。’无限伤心,溢于言表。又‘春梦正关情,镜中蝉鬓轻。’凄凉哀怨,真有欲言难言之苦。又‘花落子规啼,缘窗残梦迷。’又‘鸾镜与花枝,此情谁得知。’皆含深意。此种词,弟自写性情,不必求胜人,已成绝响。后人刻意争奇,愈趋愈下。安得一二豪杰之士,与之挽回风气哉!”

  陈廷焯等人主张“沉郁”,讲究“重、拙、大”,强调“比兴”手法,却轻视“赋”的作用。“比兴”确实有“温柔含蓄、寓意深刻、寄托高远、沉郁隽永、微言大义”的功效,但有时会给作品带来不少负面影响,如内容晦涩难懂、穿凿附会等等。“赋”的作用在他们看来,有些过于平铺直叙,毫无波澜,直白质朴,不合沉郁隽永之大义,进而排斥作品风格的多样化。

  另外,陈廷焯虽然主张溯本穷源,根柢于风骚,却轻视民歌,反对学习民歌,殊不知风骚就是来自于民歌,真是缘木求鱼,溯本忘源;而刘熙载则认为民歌是风雅之源。在这个方面,陈廷焯就远不如刘熙载开明与前瞻。

  (作者:孟宪军)

  《光明日报》( 2019年12月06日?16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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